觉悟：无念 无相 无住

六祖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于中国佛教史上，六祖慧能都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中国佛教史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正因为有了六祖慧能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中国佛教的慧命、佛法的慧命，才能延续到今天。

在介绍六祖慧能禅法之前，我想先说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佛教史上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文化，从一个地区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也不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如果说是一切照搬到中国来的话，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下来。中国佛教史上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审时度势，很巧妙地对佛教进行本土化改革，使得佛教得以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如今，举世公认，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相反在印度，佛教在一千年以前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近年来，虽然听说印度也重新有了佛教，但是佛教在那里并不占重要的位置。印度也有几所寺院，但那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在印度主持修复的。印度的一些佛教团体，是在其他国家佛教界的支持下，才得以生存发展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相反，在印度以外的地区，佛教却得到了蓬勃发展。

佛教传到中国来，一开始非常艰难，发展很缓慢。当时，有一个人讲经，或翻译了一本薄薄的经典，这个人就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地记载下来了。由此可见，开始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与我们今天的形势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初传时，还不能被中国本土的人完全认同。用现在学者的话来说，佛教作为一个异质文化来到中国，要为中国的老百姓乃至士大夫所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佛教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不是一码事。要使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或者说，要让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必须有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用现在的话来说，佛教是印度的，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中国特色才行。

佛教中国化，首先要从理论上为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做某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中国人不能接受。比如说戒律，其中有一条，儿子出了家，不再来拜祭祖先和父母。离开了家庭以后，对家的关系、义务也就没有了，对祖宗也不拜了。也就是说，出了家以后或者说信了佛以后，不局限于今生今世的父母，而是要去孝敬多生多世的一切众生，即“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这种泛孝的观念，使得具体的孝道观念，反而显得淡漠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后来在翻译佛经乃至对佛教教义的发扬上，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多的改变。《梵网经》就强调孝就是戒，“孝名为戒”，这种观念至少不犯上作难。一个不孝的人肯定就是犯上作难的。中国人的观念是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你要是一个忠臣，必须是一个孝子；你不是孝子，就不可能做忠臣；一个国家没有忠臣就不能稳定。在这一点上，佛教教义做出了很大调整，也逐渐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其次是在生活上，佛教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佛教初传到中国来，开始也是化缘吃饭，但是化饭吃没有人给；开始也是打赤脚，但是中国冬天太冷；开始也想在树下宿，没办法，在树下宿不安全，气候又寒冷。像这些都要调整，不调整就没法生存，所以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有一点田产，一定要有几间房子住。只有这样，才可以生存。

当然，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问题。

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的三四百年，是最艰难的。

到了东晋道安法师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道安法师是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高深的人，同时又是一位对佛教了解比较全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法师。在佛教如何适应本土文化方面，道安法师和他的弟子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整体来讲，佛教分为两部分：一是教理，一是教制。道安法师对这两部分都做了很大调整，使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道安法师还创立了最初的僧伽制度、讲经制度、共住制度。正是道安法师在教理、教制、生活上的一些改革措施，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应该说，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也开创了从他之后佛教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局面。道安法师算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里程碑，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呢？六祖当时的佛教，各宗各派基本上都相继成立，义理极大发展，可以说佛教义理的条分缕析达到相当繁琐的程度。在修持上，当时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定学，各有所侧重。在六祖慧能看来，当时的人在研究佛学方面、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真正找到最直截了当、最能够把握人的生命的顿悟顿了的法门。

当时，有一位永嘉禅师，他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天台宗的学者，已经颇有成就。他为了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直截了当的方法以求得开悟，不远万里从浙江到广东参拜六祖慧能。

参拜六祖以后，他自己叹息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他早年来只注重教义上的研究，整天就在名相概念里边兜圈子，好像到海里数一粒粒沙子一样。你说海里的沙子有多少？我们根本没办法计算它，不要说海里面的沙子，你抓一把沙子来数一数，也得数几天。遇到六祖以后，他自己感觉到，他早年的学习并没有真正把握佛教里关键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找到一个直截了当开悟的法门。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六祖慧能从黄梅五祖弘忍得法后，在南方建立了顿教法门。

六祖慧能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切繁琐的教义、繁琐的教规，在他那里都被简化了。一切以修行为主，一切以开悟为主，一切以把握我们的生命为主。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本《坛经》。

这本《坛经》可以说是一个大宝藏，历来受到教内教外的重视，受到有学问的人和普通僧人的重视，甚至于受到领袖的重视。像毛泽东主席，他生前走到哪里都要带很多的书，其中有两本佛教的书，一本是《金刚经》，一本是《六祖坛经》。这两本经是他随身携带之物。随身带着做什么？从一个马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老人家认为这两本书充满着辩证法，充满着哲学的智慧。

六祖慧能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宽广的道路。由此禅宗正式产生，禅宗正式建立。禅宗以其简洁明快的修行方法、以其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以其不作不食的劳动态度、以其潇洒自在的僧人风范而风行天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寺院都改成了某某禅寺。这一股力量，这一股清风，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使当时中国佛教义学勃兴的风气突然发生了改变，在义学比较繁琐的情况下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使得中国佛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