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政治力量：从欢愉到统治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连带效应之一：在法国，从全国封锁之初到2020年5月底，糖的销量暴涨30%。对于“糖荒”的恐惧无疑在这场哄抢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法国第戎味觉与食品科学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时期还促进了所谓的“情绪化进食”，特别是在儿童当中。在我们闭门不出的封锁生活时期，很多人用私房自制甜点那份抚慰人心的甜蜜来湮没自己世界末日临头般的焦虑。

糖，作为危机时期的保值产品、节庆聚会中的必备调料，或者说仅供独享但偶尔与罪恶感为伴的快乐，它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人类历史中的私密篇章，包括他们的欢愉和忧伤、恐惧和希望。糖和谷物一样，贯穿了几个世纪，将人民的历史、帝国的暴力以及一场以糖为主角的全球化，描绘得淋漓尽致。

富人专属

我们最遥远的祖先便是甜食的狂热爱好者，大猩猩与我们有一样的嗜好，或许是因为甜味于它们而言代表着能量。

旧石器时代的人就已经知道糖有多种来源：蜂蜜，桦树、洋槐、枫树等树木的汁液，花朵和水果中的糖分。后来，这些知识逐渐被遗忘，人们只记得蜂蜜。在法国政治学家保罗·阿里耶斯看来，“最富裕的人之所以搜刮蜂蜜，或许正与稀缺性有关”。因此，作为快乐之源的蜜糖很早就成了大部分古代社会中象征权力的社会标志和政治宗教筹码。

在古代，社会和政治阶级通过饮食艺术得到体现：最富裕的人因食用蜂蜜而区别于众人。在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最早建立的城邦中，蛋糕被供奉给神灵。在古代中国、印度、古希腊、埃及的医学和药典中，蜂蜜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元素。至少500种由蜂蜜制成的药膏、膏药和饮剂被列入名册，几乎包治百病，包括性疾病、喉咙痛、伤口或者眼疾。

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才发现中东地区的甘蔗。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多克表示，从12、13世纪开始，欧洲的医书和食谱开始提到蔗糖，但“它当时并未被当成食物，而是通过药剂师以极少的量出售”。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糖一直被当作药物，同时也被富人家庭用作珍贵调味品，因为能给饮料和偶尔太过腥臭的肉菜提味儿而备受推崇。

血腥味儿

从14世纪开始，欧洲富人们对甜味带来的欢愉趋之若鹜，从而助推了与制糖直接相关的奴隶制的发展。最初被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岛上试验过的种植园经济被出口至巴西，接着先后在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大安的列斯群岛落地，随后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制糖和奴隶制互为依托，继而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一种新的生产范式。”皮埃尔·多克说。

“这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而美洲地区，特别是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圭亚那和海地，至今没有完全摆脱这场悲剧。”历史学家让-皮埃尔·勒格洛内克说，“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和种族概念的出现结成‘地狱联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代美国社会的演变。”

评论作家伊丽莎白·阿伯特说，三角贸易把非洲奴隶变成“制糖机器”，他们在美洲种植园的“使用寿命”平均只有7年。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服务对象便是采掘主义，以及为实现带有血腥味儿的批量生产而诞生的种植园里的单一作物——糖。

让-皮埃尔·勒格洛内克说：“制糖厂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机器、库房、专业制糖师，尤其是大量的奴隶，因为种植甘蔗所需的苦力劳动要比种咖啡豆和棉花多得多。在圣多明各和牙买加，一个甘蔗种植园需要200到300名奴隶，而咖啡豆种植园需要5到10人，棉花种植园需要20人左右。制糖需要投入的资本之多在当时的欧洲前所未见，但投资回报也大得惊人。”因此，甘蔗很快便取代了其他作物的生产。

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糖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那么到了18世纪，糖便成了一种日常消费品。

后来，甘蔗种植者和甜菜种植者之间为糖开战，这其实也是一场思想之争。有些人捍卫奴隶制；其他人则支持通过科学创新改善人类命运的进步主义。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标志着甘蔗种植者的落败。19世纪的欧洲开始大规模种植甜菜，这不仅塑造了新的格局，也开启了法国资本主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尽管如此，甘蔗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源。

利益链条

当时，欧洲和美洲都出现了巨型企业和垄断企业，形成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它们那套将私人利益与政治决策紧密结合的手段延续至今。在链条的另一端，糖成为英国工厂工人卡路里摄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用美国人类学家悉尼·明茨的话说，这是一种“让无产阶级上瘾的食物”。

皮埃尔·多克指出，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糖的摄入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法国，每年人均摄入量从1860年的大约5公斤增加到1900年的20公斤，如今达到了35公斤的峰值，是世卫组织建议值的四倍。美国人的摄入量是建议值的两倍，巴西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摄入量分别高达60公斤和50公斤。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的糖分摄入相对较少，但在过去几十年依然有所增加，例如中国人均年摄入量达到10公斤。

最富有的人正在与糖告别，而糖的危害正在影响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我们看到了价值观的反转：以前不配吃糖的人现在有可能在暴食。”保罗·阿里耶斯表示。

在这种变化当中，毫无疑问存在一个显著事实：私人利益和跨国集团的影响。“它们已经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保罗·阿里耶斯指出，“借助市场营销，它们已经成为食品推荐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将游戏规则强加给了统治者。”

“由于糖存在于整个食品生产链，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和涉及各个层面的压力。”非政府组织欧洲企业观察组织的活动负责人尼娜·霍兰说，她正在布鲁塞尔调查游说集团在欧洲层面的影响。该组织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出几十个游说集团：“它们的利益不尽相同，因为生产商代表和制造商都希望获得合理的价格，而有用糖需求的公司则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以确保价格尽量便宜。但最终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尽量多卖糖。这就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

“认为吃糖不好的观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从很多方面来看，糖一直是有害的，但我们依然爱它。”历史学家詹姆斯·瓦尔文指出。奴隶制废除近两个世纪后，在愉悦的味蕾和腐败的权力之间，糖的甘甜中依然存留浓烈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