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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是人类的里程碑，留下了伟大的遗产，使我们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世界的能力。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发明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工具，使大量的暴力与死亡记到他们的账上。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批驳自己的发现，成为反对过度使用自己发明的积极分子。全文摘编如下：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