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难”的解题钥匙，找到了吗？

试想这样的几个场景：

“一名工人不慎被电锯切掉了两根手指，但他只能支付起1.2万美元接好其中的一根，无奈之下他唯有忍痛放弃了另一根手指；一名患者突发心脏病，可当地各医院的急诊室都人满为患，他被几家医院转来转去，终因抢救不及时而病故；一对中年夫妇为治病花光所有积蓄，不得不卖房并申请破产，寄住到女儿家的储物间；一名医生被所在医院要求必须驳回至少10%的医疗保险支付申请，只为协助保险公司暗中省钱……”

上述内容出自一部名为《医疗内幕》的纪录片，上映于2007年，该片对美国“生不起病”的医疗体系现实进行了无情揭露，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放眼全球，影片中的这些辛酸剧情已算不得大新闻。自21世纪以来，医疗消费始终都是全球供需矛盾的焦点，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前些年，号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45年来最大变革的“奥巴马医改计划”在激烈的争议中艰难推进，英、法、德等国家的医疗福利体系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财政赤字压力，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经常引发热议，其他基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身陷医疗困境。

如何缓解不断激化的供需矛盾，满足人们持续增长的医疗需求，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任何国家医疗的主要症结，都是医疗资源的供应不足与分配失衡。

就我国而言，人口总数占全球的20%，而医疗资源却只占全球的2%，各大医院的人满为患与一床难求已是司空见惯。从统计数据上看，截至2019年底，我国经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已达36.5万名，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可若是换做人均指标，我国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数量仅为2.6人左右，美国和英国则分别15人和6人以上，反映出我国医疗资源的供给不足。

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分配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态势。依旧以全科医生为衡量标准，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我国东部地区每万人口拥有的全科医生数量始终大幅度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3.41人、2.6人和2.04人，这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呈高度相关。这还只是数量上的统计，如果把供给质量（比如三甲医院数量等）纳入考虑范围内，差距很可能会更加悬殊。

作为最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医疗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始终牵动着各方人士的心，特别是随着广大民众对于健康医疗的需求不断提升，优化要素配置和服务供给、补齐发展短板已是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部署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促进社会公平。”高层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过，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然而，各项医疗设施与医生的分布格局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想要尽快推动医疗服务的普惠，势必要先“另起炉灶”。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医疗站上了风口。

互联网医疗，即以互联网为载体，以通讯、移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手段，其范围包括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显然有助于缓和我国医疗资源不平衡和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只因它具有至少两大优势：

其一，可以提高医疗机构效率，重塑就医范式。

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与移动支付方式的变革，将有助于从技术和模式上对传统就医流程进行再造，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尤其是通过互联网采集、传输、沉淀的大数据，为医疗服务突破了诊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并为攻破某些顽疾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更为精准地匹配医患，降低患者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就医满意度。

至于就医范式，传统的医疗服务都是以医生为中心，不过随着互联网医疗的推广，医院的“围墙”将会被逐步拆除，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也有望从医生转移至患者，通过采集、录入、分析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特定用户个体数据或公共健康大数据，引领现代医疗向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就像企业“以顾客为中心”一样，医院也会根据患者的诉求来制定相关的就医流程，医患关系与服务模式也将被重新定义。

其二，有利于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

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可以抹平地域间的沟壑，释放医疗资源，扩大服务半径，降低服务成本，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医疗水平较不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甚至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将国际上先进的医疗资源为我所用，从而改善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优化医疗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比如，通过采取疾病自查、在线问诊、在线购药的方式将时间和空间大大灵活化运用；还可利用远程诊疗系统，开展的远程视频会诊，对有关隔离的患者进行观察，将不同领域的专家借助互联网技术汇聚一堂，就个案疑难杂症进行讨论诊疗，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正在步入快车道，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全国各地人员流动都要尽可能地降低，部分人甚至需要居家隔离。此时，线上经济挑起了“大梁”，诸如网络购物、在线办公、外卖配送、直播带货等业态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当中也包括互联网医疗——疫情期间，健康打卡、线上问诊等医疗服务形式迅速普及，为广大用户的健康与安全提供了很好地帮助，因此也成为了很多人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以平安好医生为例。数据显示，在疫情高峰时期，平安好医生平台累计访问超过11.1亿次；对比2020.1.22~202.2.6与2020.1.1~2020.1.21的数据可知，App主站新注册量是疫情前的10倍，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则是疫情前的9倍。

除了提高广大用户认知、培养用户使用习惯之外，互联网医疗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例如，2020年7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出台，提出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医保智能监控，推广人脸识别等技术应用，推进“互联网+医疗保障”，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并做好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同年9月，《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扶持互联网医疗和药品网络销售，等等。

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政策的支持和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互联网医疗将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行业的景气背后是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以下三个领域值得关注：

第一，互联网医院。

仅在2018年，有关部门就先后发布了四个与互联网医院相关的文件，对于互联网医院的运营、诊疗管理、远程医疗服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标志着互联网医院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分析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处方外流”，即此前由医院药房承担的药品供给、药事服务等，逐渐释放到以零售药店为主的其他药品流通渠道，在保障患者购药需求的同时，让医院专注于医疗服务而非药品销售。这既是破局“以药养医”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民众“看病贵”的有效途径。

自2014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处方外流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而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各大试点公立医院纷纷采取措施，降低药占比，推动医院处方在院外流转。如此一来，患者便可以自主选择在哪里看病与在哪里买药，“医”和“药”也正借此逐渐实现分离。

除了利好广大患者之外，处方外流相当于削弱了医院对药品的垄断权，导致大批药品从医院渠道转到院外渠道销售，院外销售药品市场扩容。受此影响，医药电商将直接受益，特别是伴随着医药O2O商业模式的日渐兴起与成熟，医药电商的内涵被大大丰富，加速了上游医疗服务资源与下游渠道资源的结合，患者可以通过医院或在线问诊平台问诊，医生开出处方后即可在指定的药店拿药或送药上门，这便打通了药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有一些商家入局其中，包括阿里健康、叮当快药、快方送药等。

第三，商业健康保险。

商业健康保险不仅是我国“基本医保+雇主投保+个人投保”保障“三支柱”的重要组成，还是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领域。随着国家整体卫生费用的持续增长，作为社会卫生支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医保基金支出总额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叠加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未来医保基金支出压力渐增。

此时，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从目前来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渗透率相比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比较低，而这也恰恰表明我国未来商业健康险保险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而互联网医疗保险平台也有望迎来快速发展，不过这需要以平台在产品优化、保险场景、风控手段、用户体验等各方面不断提升完善为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是因为行业处于发展早期的原因，业内对于互联网医疗仍存在许多质疑的声音，包括诊断、信息、隐私与支付的安全问题，医患互信的可信性问题，以及商业模式的盈利可行性问题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