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前瞻“两会”：取消GDP目标不现实，关注养老问题

2021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启。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目标怎么定，宏观政策如何走、增长动力又来自何方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周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与会的专家表示，完全取消GDP增速目标并不现实，但也应避免落入唯GDP主义的陷阱。此外，要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两大挑战。针对改革下一步该如何破局，专家认为推动地方竞争或是关键一招。

取消GDP目标不现实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未设定GDP增速目标。不过，专家表示，在当前的环境下，“一刀切”放弃增长目标并不现实，但应该丰富增长内涵，以免堕入增长目标陷阱。

“当前的经济体制里，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基础。地方政府也会据此做出相应规划，所以当前不适合完全取消目标。不过，可以丰富经济增长的内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表示。

他指出，无论是2035年远景规划还是“十四五”规划，都是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要综合考虑收入分配、就业、环保、碳达峰等因素，而不是唯GDP是论。

对于今年的经济走势，颜色表示，一季度因为去年同期低基数的原因，经济或增长18%。下半年出口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经济增长可能会回到5.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全年来看，经济增速可能在8%以上。

他进一步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强化精准滴灌、提质增效，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特别国债、税收与社保优惠等应急性的财政政策应逐步回归常态化，专项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如果不大规模压缩专项债，就要考虑如何避免出现大量结余，要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效率。货币政策应当逐步实现常态化转向，避免政策急转弯，更加关注广义通胀，防止泡沫产生。

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两大挑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陈玉宇认为，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两大挑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

他表示，过去30、40年间，全球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扩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二是大部分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急速扩大；三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均匀的，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大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

陈玉宇指出，收入不平等有三个具体代价，一是拖累经济增长，影响消费、影响储蓄，二是造成社会分裂，三是造成政治分裂。

此外，他表示，中国面临解决人口养老问题的挑战。“65岁老人占15岁到65岁人口比重，称之为抚养比，当前，这一比值为18%，到2035年将达到25%，意味着4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个老年人。”陈玉宇说。

他特别指出，过去一直关心留守儿童，但未来十五年要会关心留守老人。“今天50岁以上的农村地区的人注定不能分享正在展开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对于政府、对于养老产业，对于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如何应对上述两大挑战，陈玉宇指出，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第二是发挥国有资产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第三是推进教育的均等化与合理评估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去年以来，“扩大内需”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重磅会议议程之中。在经济全球化遇阻之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对中国而言无疑是现实的选择。但是，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表现最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内需，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3%左右，要提升消费，就要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想办法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

他指出，人均收入低、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收入分布最大的差异在城乡二元结构。2017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是27%，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会降到6%左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标志之下，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都不可能太高。

因此，刘俏认为，当前最核心的关注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怎么市民化，怎么去实现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在当天的分析会上建议，以“存量带增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农民工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的约3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对象。因此，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富裕农民才能扩大内需。”徐宪平说。

面向存量农民工核心需求，徐宪平提出了三大政策举措：第一是大力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第二是综合施策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第三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

未来可以利用地方竞争推动改革破局

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反映了中国立足从内部寻找增长动力、深入挖掘改革红利的应对战略与思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表示，政府出台的这些改革方案或者思路，其实已经是直面了改革“深水区”的一系列挑战。具体怎么去破局，从过去的改革经验来看，有两方面是非常关键的。

他指出，第一是高位推动，从中央层面事前高位推动，事中、事后的监督落实，这个显然是整个改革的一些基本保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利用地方竞争来破局。

“过去40年，中国可能有几百项改革，重要改革可能有几十项。去总结这些改革，有些相对成功，有些就相对不太成功，当然里面的原因非常多，但可以发现，凡是撬动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的一些改革，它的推动相对来说就更顺利更容易达到目标。

他以改革早期在产权制度方面的突破为例。“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是整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到9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8年抓大放小，80年代开始的土地改革，可以看到涉及到集体产权、涉及到国企、土地，这也是当年产权改革的‘硬骨头’，会发现当年的改革都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创新、突破，当一些地方创新成功之后，被别的地区模仿、创新学习。”

“谁在这当中落后，就变成吃亏，你追我赶变成了改革的动力，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也给予必要的支持。”周黎安说，这是过去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